2006年，研究词数十年的谢将《词论集《词学辨》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后，词学研究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他考虑转向国学研究，试图探索更广阔的思想世界。
2007年，在中央文史馆举办的首届国学论坛上，谢出席并提交了论文《论国学》。本文发表于同年《学术界》，引起关注。此后，谢专注于国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201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国学论集》，收录了26篇关于中国研究思考的理论文章。
抗战时期，国学运动向西南转移，四川成为中心。谢发表了两篇文章，《四川国学运动述评》 《四川国学运动述略》，又发表了《四川国学小史》，并对这段历史做了专门的研究。
在研究的过程中，谢发现，关于是什么、定义是什么，学术界没有统一的答案，表述复杂、混乱，导致混乱。因此，进入中国研究领域的谢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寻找这个问题。区分“国学研究”和“国学基础知识”。
谢认为，当人们问及“什么是”时，首先要区分“郭雪研究”和“郭雪基础知识”，二者不能等同。《郭雪研究》中的“郭雪”应该从1905年上海郭雪保存会主办的《国粹学报》开始，这标志着“郭雪运动”的兴起。“国学基础知识”包括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儒家经典、学习琴棋书画等。
谢称，主要是从研究的范畴来界定。
在西南师范大学读书时，谢曾读过德国经济史学家沃纳桑巴特的经典著作《现代资本主义》。他决定采用桑巴特的“理论与历史的学术方法”来考察20世纪初兴起于中国的汉学运动的理论与历史。
1905年，《国粹学报》的成立标志着国学运动的兴起。代表人物有王国维、章太炎等学者。他们崇尚国粹，认为弘扬国学就是保存国粹。因此，这群学者被称为国学运动中的“国粹派”。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学运动开始呈现出新的趋势。代表人物有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它们被称为“新趋势学校”。它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民族遗产，以纯粹的学术批判态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后来，新动向派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
对狭隘的学术问题进行考证具有重要意义。
在阅读了《国学季刊》 《古史辨》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的论文后，谢发现这些论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通过科学考证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中存在的狭隘的学术问题，即它们基本上都是考证性论文。
经过一系列的梳理，谢倾向于认可：的这种认识。“郭雪是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一门学科，是中国学术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一门独特的科学，其主流是用科学考证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中狭窄、困难但重要的学术问题。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献中有许多学术问题，如古籍的真伪、版本的起源、校勘、考释、名物的训诂、人物事迹的生卒年、艺术技巧、历史地理的变迁、碑刻的解读、文化交流的线索、历史之谜、宗族谱系等等，这些问题只有在学者们长期深入的专业研究中才能解决。研究这些问题，必须熟悉中国的四书，即——经、史、子、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献学有深刻的认识。国学研究是纯学术的，而不是功利的、实用的。它的学术意义在于消除中国传统中的谬误和迷信
例如谢说，中国传统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的“黄帝”是谁？他写过这样的书吗《黄帝内经》？这需要一些考证。比如有德国学者质疑《马可波罗游记》是虚构的，甚至凯尔波罗的存在都需要验证。凯尔波洛是中国的官员，所以不可能没有官方文件记录。后来有历史学家在一个官方短句中发现了几个字，间接证明了凯尔波罗确实存在，曾经到过中国。另外比如冷食粉，魏晋名士热衷的是什么？医学科学家不会专门研究这些问题。属于国学考证范畴。
谢说，对于还原历史的真面目，只有一点点的国学考证，才起着非常重要甚至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学考证可以为哲学、历史、文学、地理、社会学、文献学和自然科学提供事实依据。这些事实很可能动摇某一学科的基础理论，澄清重大历史谜团，扫清传统文化观念中的诸多谬误。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
“国学是国学的命脉。如果我们回望国内各学科的学术成就，探寻国学的本源，不难发现20世纪国学运动新思潮形成后，在现代国学发展中，对诸多狭隘的学术问题进行考证的意义。传统学习转变为现代学习往往是起点。”谢对说道。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对郭雪的定义过于狭隘，但它是基于事实考察的，至少它是对郭雪运动主流意义的一种解读。虽然学术界有些朋友显然不同意谢的观点，但他们无法拿出任何证据来反驳。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国学是中国所有传统文化的学问，尤其是儒家经典。让孩子背诵《弟子规》 《三字经》 《论语》等等。谢提醒我们，“这肯定没有错。但需要强调的是，国学知识不等于国学本身。至于社会上的一些人，他们也把琴棋书画纳入国学范围。
内，用商业化的形式来运作，这就是离国学主流更远的理解了。”
研究国学之余大力弘扬蜀学
对国学概念的模糊，在谢桃坊看来，原因跟人们对20世纪国学运动的历史颇为生疏，因而很难认识国学的性质与意义有关，“尤其是它成为热潮之后很快被世俗化和商业化，也将国学研究与国学基本知识混为一谈，尤其在弘扬国粹时使国渣泛起，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国学的性质、对象和方法及其学术意义。”
为此，谢桃坊专门写了一本《国学谈录》，2020年11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与其他以通俗方式谈国学的书大都是对中华传统经典或儒家常识的介绍不同，谢桃坊阐述国学运动主流的意义，介绍国学研究的科学考证方法，并分享包括严复、廖平、刘师培、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郭沫若等国学大师的治学道路。谢桃坊说，“我希望能帮助年轻人从更高的学术意义上认识中华优良的学术传统。”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于1993年创刊，标志国学热潮再度在中国兴起。国学的发展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学研究机构不断出现。
四川省社科院于2014年成立国学院，谢桃坊是国学院成员之一。他建议与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合办《国学》集刊。建议得到支持，不久便以大型纯学术高级国学研究刊物的面貌面世，每集60万字，繁体字横排，印刷装帧精美；以四川省社科院和文史馆学者为主要作者，面向全国和海外。“我们的目标是将其办成第一流的国学杂志，以弘扬国学，为我省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切实贡献。《国学》集刊于2014年创刊，至今已出版五集，在国内外产生了学术影响。著名的国学家吴光先生认为这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国学研究刊物。”
在国学研究之余，谢桃坊还将部分精力放在了蜀学研究的领域。谢桃坊率先向有关方面提出，希望创办一个研究蜀学的大型学术专刊，以切实起到弘扬蜀学的作用。
2006年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与西华大学主办的大型学术集刊《蜀学》创刊，由谢桃坊负责组稿、定稿和编辑，每年出版一辑。在该刊物上，谢桃坊先后发表了《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论蜀学的特征》《古蜀史料辨伪》《宋元学案蜀学略辨正》等文，对蜀学的性质、特征、研究对象等进行了论述。对蜀中学者扬雄、苏轼、杨慎、李调元、刘咸炘、吴虞、郭沫若都进行了深入研究。
由于年龄的关系，谢桃坊一般不再参加馆内活动，但由他负责的与《蜀学》《国学》的联系工作还将继续下去。同时他个人的学术探究亦将继续下去。“我们对学术真知的探索是无止境的，只有一步一步地去逼近它，学者生命之树常绿的秘密即在于此。”谢桃坊说。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郑重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